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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飞宇小说有意冷漠赞莫言写作没显着低谷图

发布时间:2019-07-12 20:15:39

毕飞宇小说有意冷漠 赞莫言写作没显着低谷(图)

得了茅盾文学奖后,毕飞宇又“消失”了。  “我会判断我身上是否有由头,再决定接不接受采访,如果我身上没有,还在媒体上晃来晃去,是件很不体面的事情。”毕飞宇说。他不用也不喜欢抛头露面,然而今年,他却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。  在3月评出的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上,毕飞宇以长篇小说《玉米》获奖。该奖评委会主席大卫·帕克在评价《玉米》时,称它“在20年之内会成为经典”,这让毕飞宇受宠若惊。  5个月后,毕飞宇又和自己最喜欢的作家之一莫言,共同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。他用一天时间写了一篇获奖感言,并穿着借来的西服完成了他的“西服处女秀”。  “这在我的领奖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。”毕飞宇一本正经地告诉中国青年报。  我走上文学道路顺乎天理人性  从创作诗歌起步至今,毕飞宇已发表近百篇长、中、短篇小说。被问及缘何开始写作,毕飞宇并没有兴冲冲地讲起自己的“文学梦”或是“作家梦”,只是很笃定地说:“我的创作欲望是从血管中一点点长出来的。”  他认为自己走上文学道路是“顺乎天理,顺乎自然人性的”。这也是他对自己最为满意的地方。  除了天生的创作欲望,自身的经历也给予了毕飞宇创作生命力。  “中国作家主要以乡村写作为主,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,作家大部分是从农村走出来的。‘文革’期间,一大批知识分子被送到乡下,给他们的后代带来农业文明的背景。紧接着,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又把城市青年送到乡村。所以,历史决定了,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中国作家的写作一定是乡村书写。”有乡村生活经历的毕飞宇说。  “我就是标准的‘右派’二代,本来与乡村无关,但父亲被打为‘右派’送到乡下去,我便生长在了乡村。”提起童年经历,毕飞宇笑称,“我曾经矫情地说,我的玩具就是太阳、月亮、风和地球。”  毕飞宇的作品中,起码有一半的内容在书写农村。“这都是上天赐给我的,虽然我自己不是农民的孩子,但写农村的时候我是得心应手的。”  后来,毕飞宇从乡村走到小镇、县城,再到城市里读大学。这种经历,被他视为“人生给予的一个巨大机遇”,因为他“能自然地一步步走来,顺其自然地对中国的轮廓有一个了解”。  1987年,大学毕业后,毕飞宇被分配到特殊教育学校,教授文艺美学课程。在做教师的几年里,他学会了如何表达,因为无论多么复杂深奥的知识,他都得用最直接、浅显的表达以便让学生明白。他当时给自己的课堂定下的标准是准确、生动。  “这和文学的要求是一样的。”他说,这对他日后的创作很有帮助。  我的作品绝不粗制滥造  毕飞宇的写作,确实也与他的人生际遇相互交织。为读者熟知的短篇小说《哺乳期的女人》就是一部“意外之作”,它源于一场医疗事故。  1995年,毕飞宇在做胃镜时,突然胃动脉大出血,差点性命不保。住院期间,他躺在病床上实在无聊,便开始动笔。“当时的目的并不是写小说,只是想排遣病中的无聊和忧伤。”  只是连毕飞宇自己也没想到,那样一篇小说,却为自己赢得了第一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。  另一个意外是《玉米》。刚写出来时,他觉得如果能发表就很满足。因为当时一批年轻作家正在大张旗鼓地写都市题材的小说。“中国小说处在很洋气的时候,我写这么土的东西,是不是太过时了。而且《玉米》还涉及‘文革’时期一些敏感话题,包括一些戏讽的语言。”毕飞宇怕《玉米》只能压箱底。  当时,他对《玉米》的期望很低。然而,《玉米》不但发表,并且给毕飞宇带来诸多荣誉。他将这归结为,“生活往往就是如此,充满戏剧性”。  《玉米》之后,毕飞宇又写出《玉秀》、《玉秧》构成了三部曲。终结篇《玉秧》成为他最艰难、最刻骨铭心的一次写作。写《玉米》时,他没想到要写后来的两部。《玉米》写了一大半时,他又想写《玉秀》,随后又想,“干脆写个三部曲吧”。  “我一开始就没有调控好,导致写《玉秧》时总要和前面对照,很艰难。”他回忆说,虽然《玉秧》的影响不如《玉米》和《玉秀》大,但写《玉秧》足足用了7个月时间。  对写作,毕飞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,他坦言:“我可以负地讲,我的作品肯定有好有坏,但那怕是篇小散文都不会是粗制滥造的,从小说行文就可以看出来。”  我的小说有意冷漠  在许多读者看来,毕飞宇手中的笔极冷静,甚至冷漠。以《推拿》为例,他在写一群盲人时,没有怜悯。究其原因,毕飞宇说:“写作之前,我跟盲人朋友的交往已有相当长时间,长到一定地步,便会麻木,对他们残疾人的身份彻底无视,只想塑造人物。”  读鲁迅作品长大的毕飞宇,写起字儿来确实有一股狠劲儿。他承认自己写作时确实有点儿冷漠,甚至是有意而为之。“我的创作风格受法国新小说的影响,崇尚‘零度写作’。它要求作家尽可能地不要把自己的情感放到小说中去,要让小说呈现出来的客观性跟现实的客观性产生一个对等关系。它有它的价值,但也容易带来冷漠的毛病。”他说。  不过,毕飞宇认为,在《推拿》中,自己的“狠”已经温和许多。因为“以往的作品跟历史有关,带有对体制、专制制度的批判色彩,而《推拿》是一部彰显人性的作品,它的目标不在那儿”。  在中国文坛,毕飞宇的作品有相当的个人特色和文学价值,因此,他得到了很多褒扬。然而,他脑子却格外清晰,他明白:“作家过了40岁,再想倚仗自己的才华是最愚蠢的,此时,才华已帮不上你了。”  “中国文坛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作家为何如此短命,有的作家不到40岁就开始衰退。”毕飞宇说,他喜欢莫言的作品,是因为“喜欢他身上的元气,而且从年轻到现在为止,他几乎没有显着的低谷,只有职业写作的人知道这有多么不容易”。  他也希望自己能像莫言一样,有一个漫长的写作生涯。  为此,已是不惑之年的毕飞宇从未停止学习。“原来我觉得写作是书房内的事情,现在我觉得‘书房’越来越大。对话、阅读、思考,都很重要。要和当今文坛最优秀的人构成对话关系,从他们那儿汲取营养,这使我能保持清醒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孤独是可耻的。”毕飞宇强调,“不要以为成长是年轻人的事情。”  尚在“成长”的毕飞宇说:“保守估计,我能写到60岁。”本报 张黎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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